周克清：suncitygroup太阳新城官方网站教授

杨奕：suncitygroup太阳新城官方网站博士生

陈凤锦：suncitygroup太阳新城官方网站博士生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宏观调控体系正在经历由总量调节向结构引导与治理协同的深刻转型。202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并推动财政、金融、就业、产业等政策协同发力。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经济主题会也指出，“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突出体现在政策协同效应更强。财政与金融已不再是宏观政策工具间的简单配合，而是逐步成为稳定增长、优化结构与防范风险的重要制度安排。

理论上，财政与金融具有清晰的功能分工与互补关系。财政侧重公共资源配置、收入再分配与宏观风险兜底，金融则承担市场化资源配置、风险定价与跨期调节功能。财政金融协同的关键并非简单叠加，而在于形成财政定方向、金融扩规模、市场形成反馈的协同机制。财政通过预算安排和中长期规划确定政策目标与治理边界，金融通过杠杆机制实现资源放大，市场则通过价格信号和竞争机制反馈政策绩效，避免行政配置替代市场机制。

近年来，财政金融协同的制度化实践不断拓展，形成覆盖融资成本、风险结构与资本形成的政策工具箱。财政贴息通过降低贷款利息、改善银行风险收益结构，广泛运用于中小企业融资、绿色投资和技术改造等领域。融资担保与风险分担机制依托政策性担保基金、风险补偿基金和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缓解民营企业、创新型企业信贷约束。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特别国债与政策性金融工具联动，也正在形成财政发债、金融机构承销与资本市场配置的融资闭环。

这种协同机制也嵌入了扩大内需、培育新质生产力和稳定民间投资等关键场景。在消费端，消费贷款贴息、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等政策有助于降低居民和企业融资成本，推动内需扩张。在创新端，科技金融、设备更新贷款贴息、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工具引导资本流向新质生产力发展领域，降低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风险。在投资端，民间投资专项担保、政策性金融工具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相互配合，为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提供长期资金来源。由此，财政金融协同的功能已超越短期逆周期调节，转向结构塑造与发展路径选择。

但值得注意的是，协同扩张并非无成本过程。当财政信用与金融资本深度交织，如果缺乏清晰的制度边界，贴息、担保和政府投资基金等工具可能被异化为隐性举债渠道，地方政府激励扭曲、金融机构政策依赖和风险定价弱化等问题也可能随之出现。更进一步，财政风险可能通过金融工具被放大，金融风险也可能因政府隐性担保预期而向财政部门回流，形成“财政风险金融化”与“金融风险财政化”的循环传导。

基于此，本文从国家治理视角出发，系统阐释财政金融协同由政策组合走向治理协同的运行机理、制度实践与风险治理路径。研究认为，财政金融协同要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动态平衡，必须以制度边界为核心构建协同治理框架：一是将贴息、担保、基金出资和或有负债纳入统一预算管理与政府债务监测体系，强化预算规则和债务规则的硬约束；二是明确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边界，强化财政“不兜底”的市场预期，防止政府信用替代项目现金流和市场信用；三是推进财政监督与金融监管协同治理，在政策设计、执行监测和绩效评估全过程中建立数据共享、穿透监管和双反馈机制。总体而言，财政金融协同是中国宏观调控体系从政策工具组合走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只有在规则明确、风险可控、监督有效的制度框架下，财政资金的公共信用属性才能与金融资本的市场配置功能形成良性互动，真正实现从“能协同发力”到“可持续协同治理”的制度跃迁。

资料来源：《财政监督》2026第11期